来源：2021-07-10 南方都市报 城中村里的早教园：一个点亮流动儿童与全职妈妈的社区试验
比让孩子赢在起跑线还难的，是让他们有机会站到起跑线上。北大的一项研究就把学前教育形容为，国民教育体系中最不公平的教育阶段。而在流动和留守儿童身上，这点尤为明显。
当孩子去哪在这个暑假成为焦点时，对另一群妈妈而言，“托班”和“早教”堪称“奢侈品”。从十年前开始，北京的流动人口社区里，一群人在尝试做一点改变。在他们的努力下，每个经历过留守、自卑、怕生的家长都为孩子变化所惊讶。
那个总是躲在妈妈身后的孩子，开始要求上台自我介绍。那个见人就低着头的孩子，突然被邻居夸嘴比妈妈还甜。曾经内向的孩子，主动蹲下帮小朋友穿鞋。总是拳打脚踢的孩子，慢慢学会了乖乖上一堂绘本课。
这些微小而又可见的变化背后，有着生理和认知层面的巨大改变。在教育和户籍政策圈定的发展蓝图下分流早已开始，很难预估孩子们未来走向何方。但用专家的话说，希望孩子们至少有机会站到起跑线上。
一些“意外收获”则在更深层面影响这些家庭。全职妈妈们第一次走出家庭，她们得以短暂离开灶台，结识彼此，重新触摸社会。地域和身份带来的芥蒂、隔阂与偏见，也在一点点消融。
走在午后的小店村，最常见的是抱着婴儿的女人和推着婴儿车的女人。随后的几十年里，婴儿们会慢慢长大，历经一轮又一轮筛选。而当下的他们，即将迎来人生的第一道门槛：早期发展。
小店村位于北京东五环外的金盏乡，这里是典型的北京城乡接合部，住户几乎都是流动人口。驶下机场高速，穿过明星别墅区，赛车场，一片跑车4S店，以及一条整齐的林荫路后，绿色逐渐稀疏。取而代之的，是成片的简易自建房。
经过这几年的整顿，社区环境整齐了很多。低矮的二层自建楼被分成数个十几平米的房间，每个房间以相对低廉的租给一户流动家庭。这里可能是他们到北京后的第一站、第二站、最后一站。有时，厕所是几家人共用，“厨房”则被挤到半露天的楼道里。楼面刷成单调的淡黄色，或者干脆裸露出腻子、红砖和洋灰。
孩子们的户籍遍布全国各地，他们将在这里度过自己的童年，直到离开北京去寻找中考、高考的机会。竞争早在那以前就开始了，雨后春笋般冒出的早教机构，犹如新时代的奢侈品，让这些城市边缘的家庭可望不可即。
但在这片社区的一个小院子里，有人正在尝试做些什么。
顺着村里的主干路走下去，一面花花绿绿的涂鸦墙肯定会抓住你的眼球。2017年春天，公益机构“活力社区”随着人口的政策性迁移搬到这里，他们租下了一个自建楼围出的一层，继续因拆迁而中断的亲子园项目。
起初，妈妈们是在村口的广场上收到活力社区的传单，上面宣称可为0~3岁流动儿童提供免费的早期发展服务。有人当作玩笑和骗术，毕竟哪有这种免费的好事。也有人当作给孩子找个玩的地方，“起码能和小朋友能互动一些，要不然在家就天天面对着父母。”早教、绘本、亲子活动，也是吸引人的关键词。
就这样，金盏中心有了第一批参加活动的妈妈，时间久了，微小的变化慢慢出现。
妈妈们提到最多的，孩子从缩在角落变得主动找小朋友玩耍。“我跟她在家的接触就是讲绘本，平时他玩玩具，我坐他边上玩手机，”一位妈妈回忆，起初觉得闺女很乖，后来才发现，孩子太内向了，刚来活力社区时自己一人在角落里玩。一个月后，才慢慢跟其他孩子接触。
类似的情况在疫情后格外明显，孩子们一直关在小屋子里，玩伴只剩下父母，隔离结束后多少都会怕生。来到活力社区后，孩子们有了自己的朋友。
一些可见的变化让家人更为惊喜。一个见人就低着头的孩子，突然被邻居夸嘴比妈妈还甜。曾经内向的孩子，主动蹲下帮小朋友穿鞋。总是拳打脚踢的孩子，慢慢学会了乖乖上一堂绘本课。孩子的变化妈妈们看在眼里，口口相传后，更多孩子走进了那个院子。
如果在晌午到活力社区金盏中心，你很可能看到这样一幅景象。天井围出的院子里，大一点的孩子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身后跟着几位妈妈。自由活动室里的孩子可能更小，他们刚会爬或者还要家长抱。天井二楼住着租客，门口晾满衣服和袜子。
院子里吵吵闹闹，尖叫、笑声、哭声挤在一起。而后，老师和志愿者开始组织亲子活动，可能是绘本阅读、亲子游戏、手指操、音乐律动。
妈妈带孩子来时，大多没想过，这些看似普通的互动与玩耍，可以追溯到生理层面的复杂改变。长期关注儿童早期发展的国家卫健委干部培训中心党委原书记蔡建华介绍，从出生到2岁，人脑中每秒有100万个神经元细胞突触连接，3岁幼儿的神经元细胞突触连接可能是成年人的两倍。
“如果给予恰当干预，这些连接起来的神经就会保留下去，否则就会被修剪掉，”蔡建华比喻，这就像建好的公路，如果没有车开，很快就会废掉。
美国一项研究发现，不同家庭的孩子，在3岁时词汇量差异可达到2~3倍。蔡建华解释，出生在白领精英家的孩子，父母和孩子交流会潜移默化影响他们，到36个月，孩子每天的词汇量将达到1100个。而在领取救济金的家庭，父母忙于生计缺少交流，孩子词汇量只有616个。
孩子们到活力社区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招呼。
早上八点多，金盏中心负责人徐红坐在天井下等孩子们陆续过来互相问好、测体温、签到。几年前，她在活动上偶然听说了这个项目，带三岁的儿子体验了一学期，孩子从杵着不动，变得会主动打招呼，让她相见恨晚。孩子上幼儿园后，她开始参与金盏中心的工作，直到今年接任负责人。
每场集体亲子活动前，徐红先带着妈妈和孩子们，挨个跟每个孩子说“你好”。新来的孩子往往不愿开口，老师就请家长替孩子说。“好多孩子（刚开始）语言表达能力会欠缺一点，”徐红解释，孩子们的变化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他们其实也在观察，随着时间推移就开口说话了”。
“太阳太热了，弄得我晕乎乎的。”一个两岁孩子的话语曾触动到活力社区合作推广负责人李海燕，“孩子说这些话的时候，你就觉得太神奇了，小朋友开始学会表达，开始跟其他小朋友交往。”
这让她想起自己的经历。2006年刚到北京时，她在一家国际快递公司做客服，因为只会五笔不会拼音打字，而被大学毕业的同事讽刺。这座城市给她很强的区隔感，和儿歌里唱的完全不同。“你会发现，你需要交流，你得跟人交流。
在李海燕来，一句“晕乎乎”，不单是“会说话”那么简答，还意味着孩子将来入读幼儿园，一点点步入社会后，能表达自己的想法，能说出来。
在亲子园里，成年男性是不多见的。爸爸们大多是司机、商贩、建材老板、外卖员、厨师，独自承担挣钱养家的任务。他们可能送孩子时露一面，或者刚下夜班在家里补觉。
而妈妈们，则需要承担一切跟家庭、生活有关的琐事与重担。在重复的体力劳动之外，最困扰她们的还是如何带孩子。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些需求催生出亲子园项目。
回到2006年，活力社区刚成立时，还没有亲子园这个项目。那时的北京，城市边缘的打工子女学校暂时满足了孩子们的上学诉求，但教学质量普遍不高。
资料图，北京五环外一处拆迁工地。
2013年，做了两年志愿者的闫俐凝大学毕业，入职这家专注于服务流动儿童的机构，一个场景让她印象深刻。望京周围正在拆迁，孩子们就在废墟和垃圾堆边上玩，在台阶上写作业，大货车从旁边呼啸而过。她们由此萌生了想法，给流动儿童空间，让他们安全、安静、舒服的写作业。
这个逐渐扩大的项目叫“活力学堂”。为了回应流动家庭的需求，他们先是请大学生给孩子补课，后来又开了兴趣班和家长培训班。看到不少孩子因户籍政策返乡后直接开始务工，她们又联系酒店、面包房等，开了职业技能课。
“我们任何活动都讲究尊重、包容、接纳的氛围，孩子感受到了你给他的安全感，性格会发生变化。”项目慢慢推进，闫俐凝看到孩子们成绩提高了，有了新的兴趣爱好，自信心也提升了。每个毕业季大家都在痛哭流涕中告别。“小朋友们能感受到你给他的机会，你给他的资源。”
但这些打动人的场景，并没解决更根本性的问题。家长们忙于打工，亲子教育有心无力。活力学堂的新鲜氛围，孩子每天只能体会两小时，回到学校、家里还是老样子。
“看着特痛苦。”闫俐凝说。
对此，业内有“5+2=0”的说法：孩子在幼儿园养了5天的好习惯，周末在家两天又还回去了。谈及这一话题，每个人都会强调家长的意义，只有他们改变了，才会真正影响到孩子。
“一些孩子喜欢用拳头说话，但如果跟他深聊，会发现这是他学到的一种对话方式，这是他家长给他的。家长对孩子的养育方式，决定了他以后怎么跟世界相处，跟周边的人相处。”闫俐凝说，这也决定，项目要向0~3岁延伸，活力社区开始邀请专家研发早期发展课程。
而在这些打工家庭，学前阶段也是家长们为数不多，可以长期陪伴孩子的时光。受限于公益机构极为有限的人力和资源，她们逐渐关停了活力学堂，而亲子园慢慢发展起来。
在金盏中心，几乎每个妈妈都和南都记者谈到，以前独自面对孩子的无力与焦躁。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她们并非没有育儿和早教的意识，但书本上的知识在孩子不听话时，只会被气到九霄云外。如果生了二胎，如何平衡孩子间的关系，也常让妈妈们心力憔悴。
——每天就重复做这些事情，忙的时候脑袋......每一件事情都想着要控制情绪，但是久了真的觉得很疲惫。
——我会吼他，你看你弄的哪哪都是，妈妈还得收拾，妈妈都快累死了，天天照顾你都快累死了！
——孩子哭的时候，妈妈情绪特备容易崩溃，他哭，我火蹭就上来了，我忍不住可能会打他屁股，啪啪给两巴掌。
和这些妈妈相似，在活力社区做兼职老师赵凤丽曾经也是如此。“我原来脾气特别暴躁，不容别人说话，在家弄孩子啥也干不了，老想发火，火都发到孩子跟老公身上了。”她笑着回忆以前的经历，但这是让她颇为后悔的一段痛苦的经历。活力社区组织读书会，让家长分享心结跟顾虑时，她讲了很多自己和大闺女的故事，“觉得跟我老大之间问题太严重了”。
很多时候沟通是无效的。李海燕观察到，很多家长喜欢吓唬孩子，这也是她刚做妈妈时的习惯。“管用啊，”但很快这招就不管用了，你跟孩子说不要他了，真的就不要了吗？
也是在读书会上，妈妈们逐渐学会，要试着尊重和理解孩子。有时，老师会组织大家分享自己最头疼的事，然后一位家长扮演自己的孩子，另一位家长扮演妈妈，重现当时的场景。
赵凤丽扮演孩子时，听到别人用自己的口气说话后，那种感觉特别不好，她意识到自己的孩子肯定没有好感受。“原来我不会先考虑她，都是事后悔不该打她，不该骂她，只是想妈妈错了，真的对不起。”赵凤丽反思，自己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意识到要站在孩子的角度考虑问题。
“小孩子的感觉是，正在他的世界里玩得很开心，妈妈忽然就大吼了一顿，他不知道我为什么生气。”朱茜芳有着直观的感受，在以前她教育孩子的方法，是讲大道理为主，打骂为辅。现在她和孩子的相处方式有了很大变化：首先得尊重孩子，然后去倾听，去感受孩子的感受。
“妈妈你变了，特别像国外的妈妈。”女儿突然冒出的评价，让赵凤丽开心好久。
临近中午，妈妈们陆续带着孩子回家了，只剩下几位没玩够的小朋友迟迟不愿走。在以前，李海燕会劝妈妈多陪孩子玩一会，老师们并不介意。但很快，这些妈妈就不怎么来亲子园了。她这才发现，妈妈们经常要赶回去给下午上班的丈夫做饭。
“有的老公可以理解，但有的家庭真的不是这样的。”为了不让妈妈为难，老师们每次都会想办法让孩子开心离开，而不是哭着闹着拽着走。
这些琐碎家务劳动占满了妈妈们的时间，要是丈夫深夜醉酒而归，心情只会更加崩溃。很多时候，焦虑和脾气与孩子有关，也在孩子以外的地方一点点积累。
“我觉得我干什么都不行了，我只能在家带孩子，我觉得我除了带孩子什么也不会了。”十多年前，赵凤丽嫁到北京，之后十多年，她的一切都围绕着家庭，生活里只剩下孩子、丈夫、做饭。
刚到北京时，她和丈夫住在北京平谷的农村。第一个打击来自口音，她见到人不敢说普通话，压抑就这样开始了。几次搬家，和邻居也鲜有共同语言。她也想过出去工作，但一直不敢迈出那一步。她不再是那个一毕业就跑出去打工的小姑娘，自信消磨殆尽。
“那10年真的是没接触到什么人。”赵凤丽回忆，“北京变化那么大，节奏那么快，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
这也是李海燕、徐红、朱茜芳，以及很多来到亲子园的妈妈所经历过的困顿。生育前，她们是销售员、小老板、会计师，但为了照顾孩子，全职妈妈的经历剥离了她们与世界的联系。
“我当时不觉得我能融入社会，因为每天除了照顾孩子没什么事情可以做，出门跟别人聊，人家聊的话题你都接不上。”
“认识活力社区之前就一个人带孩子，我可能有点轻度抑郁会不自觉自卑，就怕别人问一句，你怎么不去挣钱？你这么年轻就在家带孩子不上班？”
2019年开春，赵凤丽一家搬到了金盏，她开始带小女儿来活力社区玩。在读书会上，大家聊起被困在家里的感觉，有的妈妈不断抹眼泪，抱着别人哭。
一份对活力社区的评估报告中这样描述：家长们具有相似的处境，都来自于外地，丈夫工作养活全家，都有来自于家庭和育儿两方面的压力，通过参加亲子园项目，家长们找到了举有共同话题的伙伴。
那个小院子给赵凤丽一种归属感。不久后，她被邀请当志愿者，后来是实习生、助教、兼职老师。第一次主持活动和第一次代课，她紧张的要死。她提前写好台词，在家里反复练，一句自我介绍都会说前句忘后句。
“当你的内心特别胆怯的时候，很短的一句话都要练N多遍。”迈出艰难的第一步后，赵凤丽一点点找回了自信。现在，她是金盏中心的“丽姐”。
“这个地方让我感受到温暖和被需要，它有价值感，”李海燕说。她有着相似经历，外出打工、结婚、生育时，她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公益机构的重要职员。
我们见面的那个下午她格外繁忙，两场分享和总结会后，还有很多工作等着她处理。她最多还有一个小时，晚上6：30以前她要赶回家给等着上夜班的丈夫做饭。转过天她要出差一周，我们只好约定到时再电话采访。
与大多数家庭不同，李海燕的丈夫承担了很多家庭琐事。但她依然享受出差时才有的自由夜晚，“因为不用做饭了”。
正是这些重新建立自信的妈妈们，支撑着亲子园的运转。对于公益机构而言，筹款是长期存在的难题，只能尽量压缩成本。在金盏中心，除了一位全职员工外，大部分工作都由作为志愿者、实习生、兼职老师的妈妈们完成。
聊起城市边缘的亲子园，有人感叹部分北京本地的孩子都享受不到这样的服务。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现实，早教服务高度市场化，需要家庭投入大量金钱。而在金盏中心，一学期亲子课800元的价格，远低于商业机构上万的报价。即使不付费，妈妈们也可以在人数更多的集体亲子活动中，体验到全部亲子课内容。
这点收入帮助活力社区略微减少了对筹款的依赖，但与庞大的流动儿童相比，一家公益机构能做的十分有限，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也常常打乱计划。
金盏中心原址位于东坝社区，走在街道上，李海燕能叫上每个妈妈的名。2017年初，他们突然收到拆迁通知，不得不放弃深耕多年的社区，在慌乱中搬到了现在的地址重新开始。2018年后，不少家庭选择返乡，租房成本也在快速上涨，活力社区相继关停了北京多个自营项目点。
其实在几年前，她们就开始转型，尝试在全国各地培育合作伙伴，为更多流动和留守儿童提供早期发展服务。这项工作现在是李海燕的重心，她们频繁飞到各地，评估项目质量，提供教学和技术支持。各地的机构也有自己的资源和优势，有的成功纳入政府采购，有的争取到免费的场地。但广泛的资金和政策支持，仍然困扰着这些机构。
“那些孩子都会长大，我们开点有限，等我们过去已经错过孩子的时间了。”在教育和户籍政策圈定的发展蓝图下，很难预估这些孩子未来走向何方，但李海燕还是希望社会上有越来越多人关注0~3岁流动留守儿童的现状，有越来越多机构去做一点什么。
快十年过去了，我问闫俐凝和李海燕，是什么吸引她们留在这里工作。她们都提到了同一个口号，“每个孩子都有充满活力的未来”。她们一直希望，孩子们可以更好融入自己生活的城市。这些遥远而又庞大的期许背后，隐现、孵化着每个流动家庭不言而喻的权利与动力。
“我一直在想，我们的项目影响的就是普通人，激发和点亮普通人的潜能。她们不是什么高大上的精英，但是这些普通人的力量特别强，她们非常愿意在孩子身上践行你倡导的理念，并且真的发生了变化。”闫俐凝说。
李海燕爱给每个拜访活力社区的人讲一个故事。项目点还在东坝时，一位做房东的本地妈妈一定要送锦旗。她的孩子格外“慢热”，相处了一个月才勉强走进亲子园的教室，邻居都知道孩子不爱讲话，见谁都不打招呼。
在绘本、亲子课以及小朋友间的玩耍后，孩子的变化让妈妈不敢相信。一次社区活动上，孩子主动要求上台自我介绍，大声喊出了自己的名字。跟别人讲起这一幕时，她还会激动到流泪。
那之前，因为觉得“不干净”，她不让租客的孩子进自己家，更不许自己的孩子跟他们玩。在亲子园小院里和其他妈妈的接触，磨掉了那些抽象的芥蒂，她们一块儿聊天、串门、做饭、带孩子，这些自然发生的互动，也是那位妈妈从没想过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