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定和万飞采访的当天，他参加了三个线上的反家暴议题沙龙，从早上10点到晚上11点，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奔波和忙碌，已经是万飞的日常。会议、采访、直播，他形容自己是“来者不拒”，只要是能宣传反家暴知识，他都“求之不得”。他个人还开设了知乎、腾讯新闻等平台的账号，每天坚持写有关普及反家暴内容的稿子。万飞已经年过半百，他曾经是湖北省监利市公安局的一名公安干警。2015年，他发起成立了湖北监利蓝天下妇女儿童维权协会（以下简称“蓝天下”），一头扎进了公益领域。6年过去，蓝天下从一个小县城的非专业团队成长为全国知名的家暴援助社会组织，其所开展的“万家无暴”项目，累计服务家暴受害者3700余人。通过万飞和他的团队的努力，反家暴规范执法培训被列为了湖北省新警入职的必修课。蓝天下探索出来的反家暴多方联动模式，也被3省16地学习复制。万飞是华东政法大学犯罪学专业的毕业生。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湖北监利市公安局，成为一名法制民警。当时，法制民警是一个新警种，负责促进公安局的执法规范化、民警的法律培训、以及审核行政和刑事行为。“家暴”一词首次出现在我国的官方文件中，是在1995年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这份文件里。《反家庭暴力法》的落地完善，则是在2016年以后。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万飞作为警局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也和许多人一样，面对“夫妻拌嘴、家里打架”的案子，只要不是涉及凶杀的刑事案，多少还是会觉得“稀松平常，不是大事”。在基层工作了25年之后，2014年，万飞被提拔为法制大队的大队长。也是到了那个时候，到了这个位置，他开始去想自己还能为这个社会多做一些什么事情。“当时快五十岁了，就开始思考要是退休了，之后我还能做什么。”他告诉《中国慈善家》。就在那一年的暑假期间，国内连续发生了多起女大学生失联、遇害案。万飞找了警局里十来个女民警，组织了一个志愿者小队，开始到当地的学校和社区里去演讲防护知识，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提高女性安全意识。这件事被当时的妇联主席注意到了，她干脆问万飞：有没有想过正式登记成立一个关注妇女权益的组织？万飞真的就答应了。他和妇联主席初步构想出了基于妇联、公安、社会组织三方联动机制，并申报了湖北省妇联的“公益木兰”项目。2015年3月，监利蓝天下妇女儿童维权协会正式登记成立。可是问题接着就来了：一个男民警，能够和妇女们共情、进而处理好家暴这个复杂而沉重的议题吗？湖北监利蓝天下妇女儿童维权协会发起人万飞。图/受访者提供
蓝天下现任副会长季碧梅也是在那段时间初识的万飞。季碧梅是1976年生人，当时在一家保险公司做后勤，业余时间到监利市女子读书会参加活动，在那里遇到了前来宣讲的万飞和女警们。在她的印象里，万飞并不是一个“很前沿”的人，他有抱负，很实干，但在和人打交道的方面也会犯难。而能把蓝天下一步步带到今天，最重要是因为万飞有着开放的心态，“他不是那种思维固化的人，可能这得益于他的好学。”季碧梅告诉《中国慈善家》，“全国大大小小的公益课程，只要是有学习机会，他都要想办法去参加。” 蓝天下逐渐起步之后，万飞和他的团队成员们又开始觉得，对于反家暴和公益慈善了解得还是太少。而在当时，万飞需要兼顾公安和公益组织的工作，整个人变得非常忙碌。季碧梅自己先开始“恶补”，在2016年考了初级社工证和二级心理咨询师，2018年又考了中级社工证。她打趣万飞说：“我现在参加的学习可比您多了，您可小心跟不上。”没想到这句话往万飞心里去了，他下决心辞掉了法制大队大队长的职务，又在2019年提交了提前退休申请，开始一门心思研究反家暴公益。“反家暴这一块是我的核心工作，同时我还是机构发起人，我得为机构筹款。我们不仅仅是做反家暴，还有孤儿陪伴的项目。另外我们还得和工会合作，给职工提供心理健康服务。”万飞告诉《中国慈善家》，“这样做下来，对人的能力有很多要求。我就觉得我原来知识积累不够，所以干脆退休了好好学习。”根据全国妇联在2010年进行的第三次妇女地位调查，24.7%的妇女报告受到过某种程度的家庭暴力。实际上这个数据还可能更高，因为还有许多的受害者选择沉默。即使进入法律程序，家暴报案也通常面临举证困难、认定率低、赔偿金额低、告诫令和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难等一系列问题。在复杂的家暴案中，警察的角色十分关键。也因为举证难以及传统思维等因素，不少警察在面对家暴案时倾向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根据北京师范大学王曦影教授团队的研究，27.7%的警察在处理家暴时经常或有时不采取任何作为，且调解是中国警察最偏爱的干预方式，82.8%的警察会采用这种方式处理家暴报案。作为一名工作多年的警察，万飞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有没有一些方法，让公安的家暴处理更有效一点？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施行，对家庭暴力做出了定义，规定了政府、公安、社会组织等各方在处理家暴中的相应职责，并且把告诫令、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写入了法律。季碧梅告诉《中国慈善家》，在《反家庭暴力法》出台之前，由于没有专门法规可依，一些办案人员会出于“清官难断家务事”的思路，选择以调解方式解决家暴案。那时候妇联和万飞也都很着急，有时候就需要还在公安任职的万飞出面，说服办案民警拘留施暴者。万飞说，如果遭遇家暴，一定要迅速报警，而且报警后必须拿到结果，如拘留处理或开具告诫书。
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反家庭暴力法》出台之后，万飞找到妇联商议，最终由妇联给监利市公安正式发了一封函，大致内容是：如有发现家暴案件，妇联方恳切希望公安局依照《反家庭暴力法》来执行。妇联人手不足，公安还需要处理其他警情。因此，在参与了一些家暴案的陪同出庭后，蓝天下逐渐承担起了各机构之间的桥梁角色。在工作中，万飞希望公安部门能及时把接到的家暴警情传达给蓝天下，好让他们快速准确地对受害者开展问询、提供帮助，但问题又出现了：在监利公安局，接听报警电话的有时候是辅警，并非正式编制的警察，很难做到把家暴警情全都通报给蓝天下。万飞也理解这些协警的难处。他们值班时间长、工资低，转发家暴警情也并不是他们本来的工作范围。出于尊重劳动成果的考虑，万飞决定给他们一点资金支持。他告诉辅警们，每转发一条家暴警情，蓝天下就奖励他们5元钱。万飞拉了个微信群，过一段时间在群里统计一次条数，按条发钱。这个办法效果立竿见影，微信群也一直活跃到今天。接到警情转发，蓝天下的社工会留出两小时等待公安处理完毕，两小时后开始回访报警者，倾听他们的故事，帮助判断需求，并提供心理和法律援助。学界的研究表明，反家暴法知识丰富、得到更多组织支持的警官，会更不能容忍家暴，倾向于选择干预。2019年，万飞在和妇联的领导聊天时，提到了新警培训这个可以开发的环节——要不要试试把反家暴这块内容引入新警培训当中？万飞当即找到了局里负责培训的部门领导商量，马上把这件事做成了。反家暴课在警局里慢慢扎根了。从湖北省公安厅，到管辖监利的荆州市公安局、监利市公安局，开办的新警培训都会邀请万飞去做反家暴的课程。每年湖北警察还有晋升培训前的轮训，万飞也成了固定嘉宾，已经培训了2000余名警察。就这样，万飞带着他每场两小时的讲座跑了三年的场子。每一场讲座上，都会有听课的人来找万飞交流，并留下联系方式。曾经有一位派出所民警——现在已经是当地公安的副所长——在一天晚上给万飞发来消息，说今天值夜班时，接到了三起家暴警情。担心自己处理得不够恰当，他把各个环节的具体情况都和万飞进行了讨论和确认。还有的警察向万飞表达过困惑，说家暴报警人报了警，之后又变了卦，不让他们管。他很不理解，受害者的需求为什么会这样摇摆不定？万飞觉得，他有责任解答一线民警的这些困惑，不断推动反家暴意识和专业知识的增加。毕竟，警方的有效干预是能明显阻断家暴的。蓝天下的数据显示，受过口头处置的施暴者家暴复发率为12.7%，被告诫的复发率低至1.5%，而被拘留的施暴者家暴复发率为0。在各方的努力下，蓝天下的“万家无暴”项目在监利推行了“妇联+公安+社会组织+”的联动模式。因为取得了良好成效，目前也已经被推行至3省16地进行复制。 除了为家暴受害妇女提供援助，蓝天下还收容了十多名因家暴或其他凶杀事件而失去父母的孤儿。家暴案件很多时候是非常复杂的。万飞和蓝天下的社工们发现，不是简单的愤怒或同情就可以帮助到受害者。社工这份工作实际需要相当充分的理性规划，以及合理的感性表达。万飞告诉《中国慈善家》，受害者的需求通常包括很多方面，她们希望看到施暴者被惩戒，也需要心理疏导，需要专人来帮助她明确自己的具体诉求。因为遭受暴力，很多时候，受害者很难自己稳定情绪，让她们立刻有逻辑地梳理清楚自己的想法，对于她们来说是一种苛求。事实上，受害者打破恐惧来寻求帮助，本身就已经需要很大的勇气，而如果这份勇气最终没办法帮助她摆脱暴力，就可能会导致她陷入无助感的死循环之中。蓝天下的社工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有些受害人明白警方的威慑力，挨打时会表示“你再打我就报警”。但真的报警之后，民警来到家里准备把施暴者带走时，受害者出于心软、或者担心报警记录对子女的影响，就拒绝让警方带走施暴者，这时警察能做的就只是口头警告。这样一来，对施暴者的震慑力就消失了，之后家暴的情况反而有可能变得更严重。万飞说，如果遭遇家暴，一定要迅速报警，而且报警后必须拿到结果，如拘留处理或开具告诫书。和对方打离婚官司时，一纸告诫书就是证明你曾经遭受家暴的有力证据。季碧梅就遇到过让她很为难的情况。有一次，警方给她转过来了一条家暴报警信息，她便与受害人王女士电话联系了。一开始，对方警惕性很高，即使季碧梅强调他们是妇联合作的社工，她也一直拒绝接受帮助。但过了一段时间后，公安又一次接到了王女士的报警电话。这一次，季碧梅终于了解到了她的情况：她今年已经40多岁，有良好的经济能力。但她的年轻配偶却不断从她这里索要钱物，要不到就对她施以暴力。这一次报警的原因，是对方在她的孕期里打了她，她一个人躲到了市区的宾馆里，才打了这通电话。当时两个人已经离婚，但女方怀上了孩子。季碧梅听着王女士讲完，努力安抚了她的情绪，并且告诉她先要保持高度警惕，暂时不要再和男方有过多接触。但季碧梅没想到，几天之后，男方找到了王女士，把她哄回了家，两个人甚至重新领证。复婚后，王女士又接连报了几次警。她告诉季碧梅说，自己报警单纯就是想制止对方当时的施暴行为，“警察一来，他就不打了”。这样的反复案例并不少见，蓝天下的社工们也慢慢学会从被害人波动的情绪罩子下找出当事人真正的需求。很多时候，被害人需要承受来自家庭、社会的多方压力，作为专业的社工人员，他们同时需要有很好的共情能力和非常专业的知识，才可能把这份工作做下去。万飞告诉《中国慈善家》，自己在工作中甚至还被动地倾听过施暴者的心声。那是一次非常神奇的经历——他把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却是施暴的丈夫。万飞一开始还有些犹豫，但对方听说他的来意后倒是开始大倒苦水，表示妻子会翻看他的电话、控制他的交友。万飞耐心听着他讲了一小时，扣下电话吃了顿饭，结果对方居然又打电话过来，还想再接着倾诉。“我们是坚定支持受害者的。他（施暴者）有病态行为，我就暂且把他当作病人来看。”万飞说。作为法律科班出身，又从事多年公安工作，万飞的言语间一直流露着对法律的坚定信仰，“基于法律，家暴就是错的，所以我坚定地反对它。我也希望自己的工作是在维护一种价值观，维护法律和道德。这是我要守护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