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异后我的内心充满不安，甚至不敢告诉身边的人自己离婚了，对自己和孩子的未来非常担心，有很多怀疑。直到我参加了‘一个母亲’组织的‘百日变身’小组，让我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也结识一群和我一样的单亲妈妈，她们后来成为我的社会支持中的一部分。”
12月26日下午，在北京一个母亲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一个母亲”）主办、好公益平台支持的“让独自抚养不再难——关注独抚母亲的困境和需求”媒体沙龙上，单亲妈妈妙妙与10余家媒体记者分享了自己离异成为单亲妈妈后的心路历程。本期沙龙邀请社会组织代表、高校学者、志愿者代表与10余家媒体记者展开交流和对话，探讨独抚母亲群体的困境和需求，分享社会组织为独抚母亲提供支持的有效工作经验和成效。
民政部每年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离婚率从1984年的0.39‰升至2019年的3.4‰，2019年全国离婚超过470万对，离结率为43.6%。根据推算，2020年单亲妈妈家庭数量为1940万户。同时，伴随猝死、意外、自杀和疾病等原因造成壮年男性离世的情况导致全国约有年轻丧偶女性260万，离异、丧偶的独抚母亲总计超过2000万，这个数字没有包括陷入婚姻危机和未婚独抚的女性。在沙龙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张春泥为大家做了“中国单亲人群的特征与社会处境”主题分享。张老师从全球第二次人口转变入手，着重分析了21世纪以来我国在第二次人口转变中值得关注的现象、中国单亲家庭的整体特征以及家庭变迁下的抚育问题。张老师指出，我国在第二次人口转变中突出呈现的变化包括离婚水平快速上升、同居行为日益普遍等。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婚外生育比较少，未婚单亲很少，丧偶单亲也在减少，离异单亲成为目前单亲家庭的主要来源。此外，西方以单亲母亲家庭为主，中国有相当高比例的单亲父亲家庭。不仅如此，中国单亲家庭社会阶层分布呈现多元性。张春泥认为，家庭变迁下的子女抚育问题尤其值得关注。在中国乃至东亚社会，非婚生育极少，以双系抚育为基础的家庭是子女成长和接受社会化的最基本也是最普遍的制度。而单亲家庭的日益增多对中国家庭长期以来形成的双系抚育制度提出挑战。张老师还对比介绍了西方和我国对待单亲抚育的社会态度以及针对单亲家庭的社会支持状况，指出中国在针对单亲家庭的社会保障方面相对薄弱和缺乏，社会对单亲家庭仍有偏见，这些方面有待进一步改善。随后，来自南京邮电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的副教授崔效辉博士以“共同构建独抚家庭的社会友好环境”为题，向大家介绍了他牵头创立的社会组织在南京市和江苏省针对独抚家庭帮扶取得的实践成果和他对单亲家庭的观察和思考。崔博士除了在南京邮电大学任教，还担任江苏省妇联组织部兼职副部长，同时还是江苏省女性社会组织协同发展中心主任。在分享中，崔博士从中国单亲家庭的构成出发，分析了单亲家庭面临的主要困境。他认为，中国单亲家庭最主要的挑战是收入减少和经济压力，其次是亲职角色单一化，家庭角色单一。他以南京市近年调研数据为例指出单亲家庭的儿童更易成为困境儿童。尽管单亲家庭面临诸多挑战，但崔博士特别指出，单亲家庭是一种正常的、常态化的家庭形态，并不是异常的家庭形态，单亲家庭的出现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崔博士认为，每一种家庭形态，在生、养、育的功能实现方面，都需要社会介入，单亲家庭也不例外。他分享说，近年来国家和地方陆续出台政策，将单亲妈妈群体作为工作对象，为单亲家庭提供支持性服务。“但总体上说，在就业、住房、教育、健康与医疗、救助等诸多经济与社会政策尚无针对单亲家庭的专门性政策。”“独抚母亲群体规模庞大但长期被忽视，群体特点为隐蔽、分散、忙碌、有耻感。”沙龙上，“一个母亲”项目总监刘蕾着重分析了群体不为人知的特点和挑战。刘蕾认为，单亲妈妈群体在独自抚养过程中面临经济压力、子女抚育、家庭变故与纠纷、职业发展、来自社会的歧视偏见等多重压力与挑战。研究表明，部分独抚母亲的心理健康状况不佳，容易陷入痛苦、哀伤、消极、低落的负面情绪困扰，有的有抑郁甚至自杀倾向。相对于双亲家庭，单亲母亲家庭更容易陷入贫困、不稳定和低质量的生活状态。独抚母亲所拥有的资源变少，母亲普遍对孩子有亏欠的心理，自身的情绪不稳定、不恰当的养育方式和对孩子的过高期望使亲子关系也变得紧张，这些都会引发孩子的情绪和行为障碍，以及学业的影响。此外，独抚母亲的人力资源减少，分身无术，很难使工作-家庭平衡，职业发展受限。独抚母亲群体在社会上遭遇歧视和偏见，让独抚母亲和孩子的羞耻感增强，自我价值感低下，更容易与社会疏离，也影响再婚、就业等其他问题。刘蕾着重介绍了“一个母亲”7年来为单亲妈妈群体开展心理支持服务的实践和经验，逐渐形成了“普世倡导-社群支持-开源课程-深度小组”的服务模式，这些服务对单亲妈妈群体起到了积极的帮助作用。刘蕾认为，尽管单亲妈妈群体遭遇各种困难挑战，但“一个母亲”从不把单亲妈妈当作弱势群体对待，而是发挥优势和激发潜能，通过专业的支持，一方面缓解困境，另一方面促进独抚母亲的自我成长。“独抚母亲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支持、不是一直需要支持，是在最难的阶段有效支持帮助她们重新站起来。我们在提供支持的同时促进她们自我成长，将困境变为改变的契机。” 崔博士担任主任的江苏省女性社会组织协调发展中心近年来一直在江苏省妇联、南京市妇联的支持下，为低收入单亲家庭提供专业服务。“一个母亲”在服务单亲妈妈群体方面也积累了一定经验。在分享中，崔博士和刘蕾结合各自的实践经验，强调社会组织在解决单亲群体困难时能够发挥其“精准”和“专业”的优势，成为政府职能的有力补充。针对单亲妈妈群体隐蔽、分散、忙碌、有耻感的特点，社会组织可以充分发挥其善于找到单亲妈妈人群、工作方式灵活多样等特点，在该群体的支持服务中做不同类型的探索，尝试通过不同手法，针对不同特点、不同需求的独抚母亲家庭提供多样有效的支持。
在沙龙圆桌讨论环节，“一个母亲”机构负责人俞江丽、张春泥、崔效辉、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东红和人民大学社会保障专业硕士沈芮伊围绕单亲妈妈面临的最主要挑战、针对单亲群体的政策改善和营造单亲家庭包容友好的社会环境等话题展开讨论。
在谈到单亲妈妈群体面临的最主要挑战时，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东红认为，单亲妈妈面临的首要挑战是经济压力大，一部分单亲妈妈无法及时、足额地拿到抚养费，或因为婚内债务问题，导致经济压力骤增。她还认为单亲妈妈因为社会偏见或与前夫家庭仍有矛盾未化解而产生巨大的精神压力。沈芮伊则结合自己对27名单亲妈妈和单亲子女的深度访谈指出，除了缺乏离婚权益保障外，一部分单亲妈妈还备受慢性身体疾病或心理危机的困扰。此外，学校教育对单亲家庭的隐形排斥、非婚单亲妈妈的生育保险不到位以及非婚生孩子的落户难，部分遭遇家暴的妈妈缺乏相应的求助和维权渠道，也是单亲妈妈面临的挑战。在谈到社会上存在的对单亲妈妈和单亲家庭子女的歧视和偏见时，张春泥认为，消除社会偏见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单亲群体被更多人看见，“不仅是被媒体和公众看见，更要被政府部门和学术研究机构看见，这样才能有更多支持性的政策出台，才有更多针对这一人群的研究。此外，还要防止对这一人群贴标签，因为我们一直在讲，单亲妈妈包括单亲爸爸，这个群体的社会来源非常广泛，并且绝大多数单亲家庭的孩子最终都成长为人格健全、身心健康、对社会有用的人。”张春泥、崔效辉和刘蕾在分享中都指出，近几年从国家层面到地方已开始关注独抚母亲，对单亲母亲家庭的支持在不同的政策中开始有所体现。但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政府和社会层面对单亲家庭（母亲）的支持还有较大差距，仍有改善空间。在政策层面，尚未出台针对单亲家庭的专门性政策，目前对单亲家庭的支持大多集中在对贫困家庭的救助范围来开展。在法律层面，可进一步优化《民法典》中相关条款和细则，调整抚养费标准、强制抚养费落实、明确家务劳动价值和补偿，保障单亲母亲的就业权等。在数据和研究层面，需加强对单亲家庭的系统性研究。在公众教育与社会倡导方面，需要持续不断地推动，祛污名化，增加包容性，营造友好的社会氛围。在谈到完善针对单亲妈妈群体的政策时，“一个母亲”负责人俞江丽认为，单亲妈妈面临的最主要的是经济压力，主要原因是抚养费的问题，应切实健全抚养费的执行机制，把抚养费与个人信用、工资卡等挂钩，保证抚养费能落实到位。她还建议为单亲妈妈群体开展专门性的就业支持，包括为她们提供就业技能培训、创业基金、低息贷款等。在本期沙龙最后，记者还就自己关心的问题与嘉宾交流。本期媒体沙龙共吸引《人民政协报》《新京报》等十余家媒体记者参加，这也是好公益平台系列媒体沙龙的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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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至今，好公益平台开展系列主题媒体沙龙，与优秀社会组织和公益项目合作，分别聚焦青少年性教育、心智障碍人士就业、0-3岁流动和留守儿童早期发展、乡村儿童心理健康、反对家庭暴力、禁毒朋辈辅导员、乡村和城镇留守儿童阅读等议题，邀请媒体记者与政府部门代表、领域专家/学者和社会组织共同开展讨论。本期媒体沙龙是系列媒体沙龙的第8期。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