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好公益平台正式启动了一项全新的研究——影响力规模化（Scaling Impact）专题研究，试图从平台上10个有代表性的公益产品入手，梳理公益产品规模化的常见路径、经验和挑战，为中国当前环境下公益产品规模化发展提供借鉴。
在过去的三个月中，影响力规模化研究小组共走访了21个城市的30家公益组织，研读产品资料，对每一个公益产品的品牌创建机构负责人和落地执行伙伴代表深度访谈。 现在，研究报告已完成，并将在12月11日好公益平台年会现场与同行分享。
为什么要开展影响力规模化专题研究？这项研究的目标是什么？取得了哪些有价值的成果？年会前夕，好公益平台负责人、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彭艳妮女士对这些问题做了详细的回答。
好公益平台为什么开展影响力规模化专题研究？这项研究的目标是什么？
艳妮：2017年底，我们团队在讨论2018年工作计划的时候，有了开展影响力规模化研究的想法。那时好公益平台已经开展了一年，平台上有两批共30余个优质公益产品。随着新的越来越多的优质公益产品不断进入平台，我们在陪伴这些公益产品探索规模化的同时，也非常希望能够找到规模化发展的共性，发现规模化的常见途径，了解产品在规模化过程中遇到的挑战和障碍，进而分析出哪些因素可能影响规模化的成功或失败。另一方面，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案例的梳理，为好公益平台未来更准确、有效地遴选具备规模化潜力的公益产品、更好地支持和助力产品规模化做好准备，更进一步说，我们还希望能够为关注影响力规模化的资助方提供借鉴和参考。
因此，我们希望影响力规模化研究能够达到三个目标。首先，为好公益平台更精准地寻找、遴选具有规模化潜质的优质公益产品提供参考；第二，通过研究了解规模化的困难和挑战，帮助平台为公益产品提供更有的放矢的支持；最后，面向整个行业，我们希望能够和基金会等资助方共同探讨如何更有效地支持资助对象实现影响力规模化。
您理解的影响力规模化是指什么？
艳妮：我认为，影响力规模化是指社会组织通过行之有效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最终实现高效、精准和大规模地解决社会问题。我想特别指出的是，影响力规模化与组织本身规模化是不同的概念。后者是指组织本身不断增长，如员工人数增加、部门增多、业务增多、受益人数也逐渐增长。而影响力规模化是指公益产品的受益人数迅速增多，服务的地区越来越广，解决社会问题的效果倍增，但组织本身并不一定同比例增长，因为社会组织实现受益人数和受益地区的快速增长，最主要是通过与其他组织合作等不同形式达成，而不是依靠组织自身扩张达成的。
此次影响力规模化研究选择了GDI团队，这个团队有什么特别的优势？
艳妮：在确定要开展影响力规模化专题研究后，我们对合作伙伴进行了非常认真的选择。可能是因为规模化在国内还是个比较新的议题，我们发现国内深耕影响力规模化的研究团队非常少。
GDI（全球发展孵化器）是一家全球性非营利机构，专注于支持当地机构和领袖实现社会影响力的规模化发展。我们注意到，《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英文版2015年冬季刊上，发表了一篇影响力规模化领域非常重要的论文《What’s Your Endgame》（影响力规模化的终极模式），这篇论文的作者正是GDI美国团队的成员。我们发现，GDI团队在影响力规模化领域已经深度耕耘了很长时间，具备了很强的专业研究能力。巧的是，GDI香港团队的负责人伟龙（Warren）2014年曾参与过南都公益基金会支持的“中国社会特许经营行动研究”项目，是课题组的专家成员之一。我们也因此很早就相识了。同时，GDI团队还曾为中国最大的成年心智障碍者服务机构——中国慧灵开展过为期数年的专项咨询服务，获得了慧灵的好评。
综合以上这些因素，我们在认真考虑和比较后，最终决定选择GDI团队作为此次影响力规模化专题研究的合作伙伴，希望该团队在规模化领域的专业性能够帮助我们很好地完成这一全新的专题研究。现在看来也的确如此，GDI团队出色地完成了此次研究，我们对他们的研究成果非常期待。
影响力规模化研究的主要方法是什么？为什么采取这样的研究方法？
艳妮：研究方法是服务于研究目标的。我们的一个主要研究目标是希望了解，正在探索规模化的公益产品在规模化过程中，产品是否发生了调整？组织结构是否发生了变化？遇到了哪些问题？是如何解决的？采取了什么样的规模化路径？等等。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采取了“案例研究”的方法，即通过收集和研读大量资料和数据、对项目负责人和团队、落地执行机构的深度访谈，以及实地考察的方法，来试图回答上述问题。
在为期两个多月的时间里，GDI团队成员与平台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一起走访了21个城市的30家公益组织，每个公益产品，我们都与品牌创建机构的负责人和团队以及2家不同地区的落地执行伙伴进行深入访谈。通过个案梳理，了解公益产品在规模化中的具体情况，再以此为基础分析和提取不同类型公益产品规模化的相同和不同之处。
影响力规模化研究已经基本完成，并将陆续发布研究成果。您认为最有价值和意义的研究成果有哪些？
艳妮：影响力规模化研究产出了非常丰富的成果，对未来的工作很有参考价值。我认为对当前正在开展规模化的公益产品来说，最有价值的成果有以下两项。
首先，影响力规模化的研究成果已经突破了《What’s Your Endgame》中所阐述的规模化路径框架。我们知道，这篇文章指出了规模化的几种常见路径，如开源、复制、政府采纳、商业采纳等。而此次研究成果将规模化的“终极模式”与“路径”进行了区分，提出四种不同类型的终极模式。这一方面对规模化的路径和终极模式的描述更为科学、清晰，另一方面更加符合中国本土公益发展的现状。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研究成果，将为正在探索影响力规模化的公益组织、资助影响力规模化的基金会带来全新的视角和思考。
第二，研究通过从不同维度对公益产品进行分析，将规模化的公益产品进行了分类，并通过与落地执行机构的访谈，分析得到不同类型的公益产品在规模化过程中分别适合与哪种类型的落地机构进行合作。我们知道，决定公益产品规模化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落地机构的执行成效。这一成果可以为规模化的公益产品提供参考，减少他们寻找合适落地伙伴的试错成本。
此外，研究还总结出不同类型的公益产品在规模化过程中的成功因素和面临的挑战，以及在不同的规模化阶段需要的支持。这些对好公益平台和其他资助方都很有参考价值。
此项研究选取了其中10个产品作为样本，是否能够代表正在探索规模化的中国公益产品的整体情况？
艳妮：的确，囿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这次只选择了平台上的10个案例进行深度研究。为了尽可能地减少局限性，在选择样本时，我们进行了全面的考虑，从产品所处的规模化阶段（是早期规模化阶段还是突破性规模化）、规模化的实际成效、关注领域以及在解决社会问题中扮演的不同角色等维度进行考量，选取的样本中，既有相对成功的案例，也有遭遇到较大困难和挑战的案例，希望10个案例能够代表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的公益产品，最大程度地体现当前中国公益生态下公益产品规模化的现状。
这样的研究必须是持续的。我们正在通过分析平台上的其他公益产品来判断这次的研究结论在其他公益产品上是否适用，需要如何优化和完善。另外我们计划明年进一步扩大案例研究的样本数量，继续推进和深化影响力规模化研究。
最近，好公益平台抛出的益次方商标授权标准在行业内引起了一些讨论。影响力规模化研究与益次方有何关系？
艳妮：好公益平台通过赋能和资源链接，助力公益产品规模化，希望培育出影响力规模化的公益产品“标杆”。为此，好公益平台首先通过严格的产品遴选机制，选择有潜力、有意愿实现规模化的优质公益产品入驻平台；第二，我们会选择少数已经处于突破性规模化阶段的“高潜”产品，给予它们更多的助力和扶持；最后，再从高潜产品中选拔出影响力规模化达到一定成果的产品，授权它们“益次方”商标使用权。因此，这是一个在影响力规模化方面逐级递增的标准，“益次方”实际上是对产品影响力规模化达到一定成效的一种认证。
好公益平台将如何运用此次研究的结论和成果？未来在公益产品规模化研究领域，还有什么样的计划？
艳妮：首先，我们开展这项研究的一大初衷，是希望了解如何更好地支持优质公益产品的影响力规模化。研究成果带给我们很多启发。因此，好公益平台计划从2019年开始，全面更新迭代我们对针对平台上优质公益产品的规模化“加速服务”，包括能力建设、品牌推广、资源链接等等，希望能够为平台上的产品提供更有针对性、更有效的帮助，切切实实帮它们解决规模化过程中的问题。
其次，我们会依据此次研究结果，进一步更新、完善平台的产品遴选标准、高潜产品的选拔标准，并在此基础上与行业同仁共同制定“益次方”的授权标准。今年10月，好公益平台初步形成了益次方的授权标准，收到了很多同行给予我们的很好的建议，我们希望未来可以与大家一起讨论、完善并最终形成益次方的授权标准。
同时，我们将向行业开放和分享此次研究成果，因为这项研究成果将会对关注、资助规模化项目的基金会等资助方、以及正在探索规模化的公益产品都有所帮助。好公益平台自身也从中获益良多，比如通过这项研究我们认识到，未来需要加强与核心枢纽机构的合作，通过他们提升地方公益组织的能力，这将是好公益平台明年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
最后，我想对影响力规模化的联合资助方招商局基金会和三一基金会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GDI团队专业的工作，感谢所有接受我们调研的30家公益组织同仁。
对于影响力规模化研究来说，我们今年刚刚起了个头，还远未结束。未来我们希望能够持续跟踪公益产品规模化的过程和实际成效，希望好公益平台能够真正陪伴和培育出达到影响力规模化的公益产品，实现高效、精准和大规模地解决社会问题。这也是好公益平台的使命。
